湘江评论
（综合来源：作者 戴旭 来源：思想火炬、昆仑策网）
【编者按】在全国人民密切关注、严加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的日子里，21日，一家素以公知媒体“新”形象引人注目的京城某报，突然抛出了一篇题为《“非典是生物战”？别让阴谋论趁势作乱》的文章，并且迅即被各大资本网站转发，造成网络舆论的压倒性态势。这不能不让人们感到奇怪！ – 当年，那场“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典”突袭，到底是不是来自生物战，只能靠事实和证据说话。有不少研究者去分析，并提出质疑，并非没有理由、没有依据。 – 可是，你如今愤批“阴谋论”，能拿出什么客观依据证明这不是生物战，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人们质疑呢？难道只要提出质疑，就是大逆不道？这又能“干扰”什么？实在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担心或害怕，竟然要以“趁势作乱”罪之?！ – 很自然，今天的这场突发疫情，会让人们联想起当年抗击“非典”的情景。那是一场特殊的战役！我们是靠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靠全国医疗战线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拿出英勇抗战的精神，才打赢了那场特殊战役。
应该说，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技术上，都有很多值得回顾总结和继承发扬的经验，这对于打赢今天这场新的战役，是大有好处、大有必要的。
其中，必然也包含着把看似偶然的事件放在必然的国际斗争大背景下，在类似的历史现象的对比中去发现背后之联系，探寻可能之原因，从而力求更加有针对性地把握应对规律，以清醒的头脑和思路，去争分夺秒拿出有效的研制成果和医治办法，迅速控制疾病传播，这是有益无害的，何错之有？
为此，我们编发这篇网文，以供研究参考。
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首次在官网公布人类遗传资源行政处罚信息，共涉及6家公司。科技部公告，国内的一些企业和医院未经许可与牛津大学开展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研究，部分处罚已经在3年前就决定了。
让外界有些疑惑的是，这一系列处罚决定为何持续了三年之久？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笔者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生物战”三个字却始终在脑海中响个不停。
就算给出一万个理由我也不会相信：
牛津大学大量采集中国人的遗传资源信息，是大发善心，是为了方便以后对我们进行人道医疗救助？
比起牛津大学顶着科学名义的“研究”，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在世界各国暗中做的那些事，更让人后怕。
2017年普京亲口证实，有人在有目的地采集俄罗斯人的生物资料。
2018俄罗斯又爆出美军在格鲁吉亚研制生物武器，通过昆虫向俄扩散疫情。
去年10月，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肯尼迪遇刺案文件中，某些信息特别吸引眼球：
“通过生物手段，在该国制造粮食危机，可以将其掩饰为自然灾害。因此，不能采用化学手段，除非能不被人发现”。
▲关于在古巴“制造粮食危机”的资料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推断，最晚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在进行生物战了。
再结合一下前文提到的新闻：西方国家的类似行为，从来没有断绝过！
2014年，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披露了一则消息：
美国一直把西非当作规避《生物武器公约》进行生物战研究的离岸中心。“埃博拉病毒”或许就是从美国在西非的实验室流出。
随后《波士顿环球报》也揭露了一些美国人不愿承认的事实：
从1946-1948，在杜鲁门的主导下，美国对500多名危地马拉人，进行了人体实验：故意用梅毒性病感染了1300多人。
在这篇文章中，《波士顿环球报》还针对当时的“埃博拉病毒”，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1976年首次在非洲中部发现的埃博拉病毒如何跑到了3500公里之外的西非？
不久之后《纽约时报》给出了“专家”的解读：
当年发现亚型埃博拉病毒之后，由世卫组织下令送往英国波顿丘陵（英国军工科技园，生产过许多生物武器）。
在专业的“研究机构”待了38年之后，曾经的亚型埃博拉，就这样“莫名其妙”变成了扎伊尔型埃博拉！
这一幕是不是像极了被中国拦截了100余年的非洲猪瘟，突然在2019年跨区域爆发。
这真的只是天灾吗？
更让人惊讶的是，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肆虐时，美国向利比里亚派出的所谓“救援人员”，不是专业的医疗救护人员，而是实打实的军队！
事后美国士兵也承认，他们的工作不是救援而是协助美国在当地的实验室。
看来好莱坞的《生化危机》也是来源于现实啊！
当美国民众以战士的“健康安全”为由抗议派遣普通士兵时，美国军方信心满满的进行了回应：美国士兵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微乎其微”。
肆虐非洲的“死神”，为什么对美国士兵的威胁微乎其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军官如此镇定？
“埃博拉病毒对于白人的感染能力十分低，即使感染，也能很快治愈”
实验室，美国军方，样本采集，突发的疫情，主要针对黑人的跨区域传播…
这真的不是一场阴谋吗？
埃博拉病毒爆发以后，超过24000人感染，近12000人病亡。
在极度恐慌中，毫无疫苗研发能力的西非诸国，只得向世界投去求助的目光。
然而，美国人有疫苗，但是他们“产能不足”
俄罗斯有疫苗，但是每支收费160美元……
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从未接触过这一病毒的中国。
堪比核武器的威慑力
在一个近乎空白的领域，中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成功研发出了临床效果远超美俄的“埃博拉病毒疫苗”！
中国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帮助数亿人摆脱了死神与恐慌吗？
它背后的意义，绝对没那么简单！
中国在这一诡异的事件中，向一些各怀鬼胎的国家，秀出了自己的“医学研究”实力。
如果再说得直白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威慑力，一种堪比“核武器”的威慑力：我们一次可以把数十万人从死神手里面抢回来，无论它来源于天灾还是人祸。
有些朋友或许知道，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医学研究上的“快反部队”；但是个中细节，就没那么多人知道了。
几乎没有人知道，在这十多年以来，他们曾经多少次将国内外的潜在威胁，消灭在了我们无从得知的“战场”。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非典疫情是场“阴谋”。但是，透过一个个诡异的细节，我们却可以感受到“基因武器”或许就是这样。
与埃博拉病毒盯着黑人类似，“非典”病毒似乎专门盯着中国人！
全球累计感染：8437例，
中国大陆、港、澳、台感染总数高达：7764。
芬兰1、法国7、德国10、意大利1、科威特1、美国75
感染一人，就人心惶惶的“超级病毒”，一到了西方国家，瞬间变成了可控的小流感。
与埃博拉病毒一样，当时的西方专家也对中国这场疫情进行了解读：
“低级的医疗水平及密集的人口密度，助长了流感的肆虐”
这种牵强的解释，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印度的医疗水平更差，人口密度更大，为何就那么安全呢？
而在医疗水平极高美国，其感染成员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
如果还觉得不够明显的话，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组数据：
泰国9、越南63、印尼2、菲律宾14
新加坡206
一水之隔的几个东南亚国家，医疗系统发达的新加坡，其感染人数却是其他国家的近百倍？为何呢？
广岛原子弹厉害吗？但是它最多瘫痪一个广岛！而基因武器能够瘫痪一个国家！谁更恐怖，已经用不着多说了吧？
“非典”疫情爆发不到两个月，中国的感染人数从1变成了近5000人 。
对于17年前的那一场“浩劫”，我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当我们在感叹国家力量的强大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让更多的人察觉到这一事实：
针对某个种族的“基因武器”，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可行！
美国军方也好，英国的高校也罢，他们每年投入巨资的研究活动，难道真的只是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即使大部分科学家是这么想的，也不能排除个别野心家，想要通过“基于武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为何国内外都对生物样本十分警惕？
因为每个民族都有着独特基因密码，一旦这个密码被他国破译，就会显得脆弱不堪。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我们都应该守护好我们的基因密码，这不仅仅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这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和民族负责。
或许，外资医院抽你一个血样可以给你200块；或许，外国机构和你进行“基因研究”可以给你打个几千万，这一切看起来似乎稳赚不赔。
但是，当生物武器来袭之时，无论你是身家数亿的“生物科技”商人，还是成天给国外洗地的公知，无论你拿着哪国的国际，无论你躲在哪国的别墅。
你始终改不了，你体内流淌着的血液和基因，一旦被锁定，就无处可逃……
生物战的历史与现实
早在印第安战争期间，盎格鲁-萨克逊人就借助病菌传播，重创了北美印第安人。但这还只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应用，和后来出现的现代生化武器还无法同日而语。
“二战”前，在“优生学”“生物学”“生物国防”的幌子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甚至苏联都心照不宣地投入巨资进行现代化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究。这就是人工培养的病毒和细菌武器，以在未来战争中造成传统武器所不能达到的大规模杀伤力。
德国在“一战”中便曾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爆发前，德国已经研制出成熟的化学武器，然而英国同样具有化学战的能力，这使纳粹一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
在“二战”进行中，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样，所有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都没有遭受到敌人的生化武器攻击。由于中国没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便惨遭日本的生化攻击。
然而，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较差，既可以对敌方也可以对己方造成大规模危害，因此“二战”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但是，相关的研究却没有断绝。
说起日本的“731部队”，国人无不切齿。但是，如此践踏人性的一支部队最终却顺利逃脱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原因何在？就在于该部队巧妙地利用了美国想获得相关技术的心态，达成了合作的密约。
1947年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月和6月期间，费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费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做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
同时美国还吸收了纳粹的同类研究成果，从而为发展自身的生化武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美国的后来居上
1925年6月17日，世界上38个国家就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英国在保留重要条款的前提下批准了该协议，这意味着英国一直在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研制计划，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这个条约。
“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声浪，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年，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暴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作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60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至1969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分子生物学是一个冒险的领域……，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
正是在1969年，美国人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1973年，美国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1976年，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基因工程也称遗传工程，根据基因的遗传性，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把生物遗传基因（DNA）从细胞中分离出来，有目的地进行剪切、拼接、重组，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实现基因转移，使后者获得新的生物遗传物质。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也可以针对某一种族、人群个人的基因特征，去杀伤特定种族、人群和个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再修饰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来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过实验室筛选获得，并未涉及对基因结构的修饰。